657 狗尾（九）

区域内建设道观，由此可见朝廷也不希望宗教的势力过大。

    而道教不过是被皇上利用的棋子而已，智光有信心自己佛教也可以变成皇上手中的棋子，因为道教的一家独大肯定会给朝廷带来担忧，也肯定会发展另外一个宗教来牵制道教，皇帝的手段一向是制衡，而不是灭亡。

    所以智光一直十分有耐心的等待着，可是《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的出现，终于使他坐不住了，因为稍微明白点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抑制佛教了，而是在进行灭佛之前的准备。

    有什么比从根源上破坏更为严重，一旦论证得出了“佛本是道”的结果，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如今的佛教面临着比“三武灭佛”更令人绝望的后果。

    智光已经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了，他更不能眼看着自己一生的执着被破坏。他对皇上、对朝廷、对道教如此的咄咄逼人感到愤怒。

    愤怒可能会使别人失去理智，但却会使一个高僧异常的冷静。智光仔细的分析了当前的形式，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道教无力发动佛道之辩，因为道教之前的衰退，和现在的急速扩张，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也凸现出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人才的缺乏，也就是理论人才的缺乏，至少在对佛教发源地印度的攻势上，道教显得有些激进，也就是出于重视，再加上最近十余年来佛教僧侣的隐忍，所以给了道教一个错误的感觉，没有顾忌一些后果，几乎把精英人才全部派遣往印度准备和佛教决战。

    而这次的东南亚诸岛的传道，就已经证明了道教对于人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是佛教一直处于挨打地位，至少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道教根本无力发动佛道置辩。

    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道教已经陷入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忽略了佛家的底蕴，也忽略了源自于苦行僧的坚忍，毕竟在蒙元时的昌盛到大明如今，虽然屡次遭到打压，但依然有自己的根基，也还保留着自己的力量。

    这种力量虽然受到打压，但是却没有消失，而道教却由于一时的得意，把主要方向搞错了，至少不应该在现在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印度。

    佛教虽然是由印度传入中原，但毕竟是受到过中原改造过的佛教，根本还是在国内。道教不该忽视的，对于这一点，智光看的很明白，但是更明白要翻身就必须找到靠山，这时，皇帝朱标为了稳定北方而让太子驻守北平的政策，让智光看到一线生机。

    智光一面吩咐门徒拿着自己书信，分散着前往大明各地寺庙中寻觅志同道合者，给道教一个黔驴技穷的感觉，让道教诸人感到佛教已经在垂死挣扎，没有多大希望了。

    一面在自己的信徒中，暗暗流传着一个隐晦的消息，消息的大意就是：智光大师有办法使太子有子嗣，而且十分肯定。

    做完这一切后，智光就在法云寺中继续若无其事的诵经念佛，等待着鱼儿上钩。因为他知道，处于彷徨中的太子殿下一旦知道这个消息，无论是真是假，也会尝试的。

    景泰二十五年，朱雄英二十八岁。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此时他两个弟弟，朱允炆以二十五岁礼王的身份代天巡狩陕西已经近两年时间，而最小的弟弟朱允熥则已经年满十六岁，实授闽王前往福州，主持航海商务事宜。

    一个把持西北军政，和手握重兵的朱棣眉来眼去；一个马上就要把持大明主要的海外航运命脉，天下的商贾都要看闽王的脸色行事。而自己呢？

    守着江南人眼中的蛮荒之地，空有一个太子的名衔，在辽东鼓励农耕，发展工业。默默如老黄牛一般辛苦，却眼看着两个弟弟日渐坐大。他从三岁时就不定时的监国，自小就被人看成未来的大明国君，长久的这样下去，一旦受到些许威胁，那在朱雄英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情了。

    所以朱雄英感到很不高兴，就连方孝孺也隐隐嗅出一丝不对来，按照道理，皇上的年纪愈大，也应该愈加开始稳固储君的位置，从皇上之前的理政能力上看，断断不会疏忽这一条，而现在做的却是另一个模样。

    这和太祖高皇帝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在立了太子之后，大力封藩，造成了边塞九王的坐大，让景泰皇帝用了近五年的时间才慢慢的理清头绪，难道皇帝也要犯同样的错误吗？

    太子执掌东宫已经二十多年，一向没有什么过错，为什么皇上还要让礼王和闽王的势力逐渐扩展呢？这不是要给太子以后登基留下隐患吗？不但这样，而且会造成三兄弟的不合，如此下去，皇上一旦仙去，势必会造成祸起萧墙之势，皇上这是何苦呢。

    去年，也就是景泰二十四年，方孝孺的母亲过了八十七岁大寿。不顾年迈的方老夫人需要照料，方孝孺让儿子方中宪写信把两个儿子方中愈、方中仁叫到北平，那时他已经感觉到有些危机了。

    加之常想到储君前途的迷雾重重，特别是今年的闽王南下，使他内心时时难于平静。方孝孺是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人，时值用人之际，怎会甘于让儿子们成天沉浸在琐屑的事务圈里？

    他距离京师太远，加上消息不畅，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再加上皇上刻意的安排，方孝孺根本进不去。进表也好，上疏也罢，不但皇上根本没有回应，就是是到了内阁手中，也是没有一点消息。

    天被遮住了，他为国忧，心急如焚。可急又有什么用呢？想来想去，他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了。方中愈、方中仁的来到，让他了解到江南的一些真实情况，才知道，远远要比他想象中的糟糕。

    人是善忘的，方孝孺想。

    在京师，二皇子有黄金华主持的《大明周报》为其造势，而三皇子朱允熥有沟通天下的商贾为其传颂，但是太子的影响力却日渐薄弱。长久的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造成了皇太子可能只是在辽东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和一方藩王有什么区别。

    北平方孝孺府中，就安在北平城内僻静处。这里虽无亭台楼阁，却环境优美。在一片苍绿之中，并无秋之落木飘零的感觉。但变换的政治，常让方孝孺心境难以平静。好在家中还养有三几歌伎，弄弄丝弦，听听俚歌，倒也能消闲解愁。

    太子尴尬的同时，整个年节中，方孝孺也郁郁寡欢，成天和几个门下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胡子昭等聚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商讨东宫大计。这几个人不但是他的门下，而且除了胡子昭之外，都是方孝孺的同乡，皆宁海人，时值壮年，有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感情。说到悲愤时，一个个拍桌打椅的；说到激昂处，则一齐引吭高歌。

    这么高谈阔论了几天之后，在一次聚会中，始终默然不语的方孝孺突然提出：

    “各位，几天以来，我们都倾泄了心头的块磊，救我大儒，我等之愿；护佑东宫，我等之志；慷慨激昂，何其壮哉！然高谈虽可扬志，却难以务实。如纯然高谈，则可误国矣！以本人之见，今日无妨议议，我等究竟以何计恢复太子声望；以何能救我大儒；以何力抗击永嘉之人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