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节 山雨欲来

声称赞：”李少监真是仁义啊！“

    太子殿下回到东宫崇教殿，这里是他上学的地方。虽然现在左右詹事张行成和高季辅在古文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但他们还是按照礼制要给太子殿下上课。今日的内容便是宫廷礼仪和“律令格式”的异同。

    唐朝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准确讲，它不是一个封建国家，而是一个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比现在的朝鲜更加民主清明一点。封建制度，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理论上已经结束了。和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既没有世袭的贵族，也没有世袭的特权阶级，更没有封地和采邑的概念。在欧洲，只有波旁王朝才能将完全上升到这样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能够推行他自己的宗教政策，并且可以无视教廷的权威。

    直到现在，文莱，阿曼，沙特，卡塔尔，马耳他骑士团和梵蒂冈这些国家，仍然是实施绝对君主制的。甚至在很多概念上，直到朱元璋废除了相权，中国才进入绝对君主制的时代。

    在唐太宗时代，皇帝很少直接干预国家的政治活动。除了宗室和谋反的案件，其他的大多数事务都是这个庞大的朝廷系统自己完成的。他需要做的，就是象征性的简约每年的囚徒名录和死刑犯的核准——他也不会干涉每个案件的审理结果。

    和现代的政治机构一样，唐国是按照“律令格式”来运作的。日本学过去了“律令”系统，因此才从原始时代变成一个律令制国家，进入了史称的“飞鸟时代”。律令格式就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按照作用范围和具体内容不同而编篡的。除此之外，皇帝的圣旨则成为制敕。以英国的普通法系来，英美法系里的普通法不是按照法律条文来限定的，而是按照皇室的训令（圣旨），过往的判例来确立的；比如香港在回归前，最高的法律效力是由《皇室训令》赋予的，回归以后香港法系的改变，就是用《香港基本法》代替了《皇室训令》的地位。皇室的制敕也和律法一样具有最高的效力。

    在唐初，皇室的制敕相当混乱，而在各个亲王的封地，也有封建制度的残存，比如唐初李世民的秦王府下的秦王令，在很多地方都通行，甚至可以和太子令，皇帝圣旨分庭抗礼。这样的王府令系统极大的伤害了君主集中制国家的运作，因此很多王族并没有足够的起兵证据，却最后以谋反论罪，恐怕不是他做了多少谋反的事，而是他发出的王令干扰了整个政治系统的健康运行。

    三省六部制已经是一个非常完备的政治系统，只有在一些最高官员的任免上，才需要动用皇帝的权利。同时，皇帝要记住的，包括历代皇帝的失败教训，防止宦官，外戚专权之类的。这些也是李治的课程内容。

    张行成和高季辅都是浸淫此行许多年的，对李治的教导也是尽心尽力。在课程的结尾，张行成和高季辅互相了一眼，仿佛有话要说。

    “怎么了？”李治发现了这一点。

    “殿下最近陪圣人的时间，是不是有点少啊？”张行成良久，才冒出这么一句。

    官员谈论圣人家事，一直是很忌讳的。张行成这么说，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行成，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是关于什么的？”李治问道。

    “殿下，此事实在是关系重大。最近殿下实在是不适合再偷偷往外跑了。我们担心，殿下的行踪已经被泄露了。”

    李治腾的一下站起来，厉声问：“都有哪些人知道？”

    “殿下少安毋躁，我们猜测有人注意到太子的行踪了，但应该不清楚你具体的行踪。”高季辅连出生安慰。

    “无论如何，最近是要有事发生。殿下在朝会的时候不觉得，可是我们这些大臣在下面，可敏感的很。殿下记得找机会，找人探探口风。”

    “你们都不知道，我该找谁啊？难道是……”

    “对，就是长孙公和圣人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