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靓舞卷 第103章

辉，和我。

    我们来到大街上，向北面邮局的方向走来，商量着这信的写法，直到来到了大街上邮局附近的一个干净的大石板上，这才停下来开始写信。

    我来说，李军执笔，其他学生提醒，这封信很快就完成了草稿。李军又快速的认真抄写了一张，工工整整地署上名字，我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信封上的地址是：“安徽省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怀忠 收”，贴上邮票，李军把信投入了邮筒。

    这期间，秦争辉一直在看《英语导报》。

    “你们害怕吗？要是这信失败了，或者叫老师知道了，我们俩很可能会被开除的！”

    “不怕！”李军笑道。

    “你们别写真名就好了！匿名信更安全些！”秦子亚说。

    “不怕，稿纸我留着呢，要是那封被截走了，我就再写一封从镇上邮过去！”李军放声说。

    我心中想，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被开除了，我非得到阜阳去问个明白不可！不然，我是不会甘心的。

    我们回到学校后，老师们正在上课。其余的学生，有的已经回家，有的则混入了教室正在听课。

    我们几个都是三甲班的，见要钱的老师不在，只有马子玉老师在那里讲课。

    “咱们喊个迟到，也许还能进去！”秦子亚小声说。

    “试试吧，马子玉认识我们，但说不定不会阻拦呢！”我说着，走向教室门口，站定，喊了声“迟到！”

    马老师愣怔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面色和蔼地说：“好，进来吧！”

    我们进去了。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听完这节几何课。下课后，好朋友秦玉凑过来问：“上一节课你们上哪里去了？”

    “我们，在大街上瞎逛呗。能干吗去。”周围同学很多，我只能隐瞒真相了。

    秦玉不再发问了，马晓亮坐在我的南边。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看着书。李军就在我前面一排，他笑着和身旁的人搭着话。

    出乎我们的预料，那些“先生们”下午没有再来要钱和赶人。

    晚上放学时，我跟秦争辉很晚才回家，走了一路。说了一路。在即将分手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到底能怎么样呢？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问他。

    “那封信不一定起作用。这钱是免不了交的。没什么办法。”秦争辉一语道破，为何他会对那封信那么不热心。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野地里风吹得很凉，呼啸着划过夜空和原野，天空黑得如同灌满了墨汁，一颗颗闪烁的星辰明亮而高远。远近的村子透出数盏黄白的灯光。

    面对着这深邃的黑暗，秦争辉说：“斗。倒是可以跟他们斗斗。明天我们俩联手跟他们论理去。”

    说完这话，他茫然的叹了一口气，向自己的村子蹒跚的走去。

    我也沉默，兀自走回自己的村子，盘算着如何跟他们说理，想了很多话，自觉地很有说服力和辩解力。兴奋得想：“嗯！明天就这么跟他们说，最好还要有一个谈判桌！……”

    “这些校领导都是知识分子，平时都是文明人，知书达理的，和他们评理应该会没什么问题。”如此思忖着。以便打消可能面对的恐惧和尴尬。

    不过最后还是担心到时候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是极可能的。毕竟我本来在公众场合就不善言辞，这是一大缺点。为了以防万一，我不得不作了别的打算：“不如把这些话记在纸上。对，干脆就写一封信，一封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在信上跟他们评理，岂不是一样的？”

    我决定写信，回到家里，冒着秋凉，写到三更半夜，直到夜深人静时，才把这封信完成，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两张纸，装进衣袋，才睡了觉。

    第二天早晨，仍然没有老师来赶这帮孩子们。

    然而上午，那群校领导又一起走过来了。在教室门口站定，开始点名赶人。

    大家服从命令，不得不一个个走出教室去。

    我把课本托付给马晓亮，理直气壮地走出教室，却发现大家没有一个人按要求回家拿钱的。

    等这群校领导完成点名赶人的任务出了教室，发现教室外的情形，个个都显得很惊奇，团支部书记刘伟也在其中，他眯缝着半笑的眼睛，撇着嘴看着这批学生。

    “你们咋不回去拿钱去？”一个领导问，不过口气里威严不足，笑意有余。

    “家里没钱怎么拿？”李军以笑对“笑”。

    “你会没有钱吗？看你那西服穿的，皮鞋穿的……”刘伟刻薄地讽刺着，依然半笑不笑的。

    李军不笑不说话了，站在那里脸红红的，显得甚是尴尬。

    秦争辉跟刘伟打起嘴仗来，我隐约中听到他很悲愤地说：“拿不出钱来你们可是要我出血？你告诉我一个地方，我去卖血去……”

    只见刘伟同志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奇迹般的变得通红起来。他窘迫了好一会儿，这才镇定下来，开始了自己滔滔不绝的反击：“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不几十块钱，才多少钱？我就不信你拿不出来！少买一件衣服不就有了？哪有那么严重？”

    不出我所料，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虽然我想说诸如“这钱能拿出来不错，但是也得分个该拿不该拿，现在农村里税费那么重，每年就一亩多地那么点收成，还得买化肥农药，还得交学费。我们家长每年都交了那么多苛捐杂税，里面就包含有教育方面的提留款建校费，虽然我们是利辛县的没落到太和县官员的手里，可也不能让我们交二回啊。实在不行，你们可以跟我们这边的政府打交道，把这笔钱划过去不就行了？现在各级政府三令五申明确禁止学校收取一切额外的费用，你们这么做不是明知不对还要做嘛……”

    我说不出来，既是没有勇气说，也是没有这个能力表达这番曲折的大道理。更何况这里也没有提供给我发挥的空间，至少没有我想象中的“谈判桌”，和谈判双方的地位平等。

    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好在我早有预备，就掏出来那封我费了好大劲写成的“给校领导的公开信”，递给了其中的一位领导，后来才知道，这位身材魁梧个性深沉的中年汉子是副校长。

    交出了信，我便转过身，喝了一声同伴们，走出了学校。

    下午，那群领导的阴影又出现在了门口，我们又被请了出来。

    在操场上站着，大家心里难堪的很，北边隔路就是自己的学校，但是不能进去，学校大门已经被锁了起来。

    太阳有气无力地低垂在西天的浅云里，它的余晖使大地上枯黄的野草更加黄得逼人的眼。风冷冷的吹着，时节已是深秋。

    孩子们不能进学校，但也不愿回家，只是在操场上等着。站着的、坐着的、低着头，默默地。

    李军和秦争辉他们已经交了钱，现在我们班的只剩下贡献、秦子亚和我三个人了。

    “走，我们跟他们评理去！”人群中有人愤怒地说。